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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税制或可创新?-简评公司型创投企业新政

  发布时间:2020-10-16

杨天尧

近期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国函〔2020〕123号”),其中原则上同意了“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公司型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试点,在试点期限内,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型创投企业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企业所得税,鼓励长期投资,个人股东从该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具体条件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商有关部门确定。”

长期以来,由于合伙制基金和公司制基金截然不同的税收制度,使税收因素成为基金尤其是创投基金选择组织形式时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合伙企业由于其“税收透明性“成为创投基金最为青睐的组织形式,而其中合伙制与公司制创投基金区别最大的就是自然人投资者的税务处理。

一、公司型 vs 合伙型 – 自然人投资者税负比较

表面上来看,由于合伙企业采用 “先分后税”的“税收透明”原则,在合伙企业层面并不纳税,而是以投资者为纳税义务人,相比于公司制在公司及股东层面的双重征税似乎存在优势。以自然人投资者投资创投企业后,取得底层被投资企业股息红利收入和股权转让收入时的税负为例:

注(1): 针对创投企业的特殊规定,请参考下文。其他类型基金适用20%税率的多为地方性政策。

注(3):25%为名义税率,并非实际税率,受成本抵扣、亏损弥补等影响。

但是由于我国合伙企业的税制尚存在诸多问题,如亏损弥补,成本抵扣等与公司制不尽相同,另外自然人投资者投资于合伙制基金,虽然其个人所得可以穿透,但所得性质不一定可以穿透。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投资者投资合伙制基金的税负就一定小于投资公司制基金的税负。

二、合伙型创投企业新规 – 单一基金核算 vs 年度整体核算

2019年初,为解决自然人投资者投资合伙型创投企业的税负问题,进一步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国家出台了《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9〕8号“),通知规定:

  • 创投企业可以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或者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两种方式之一,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业的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
  • 创投企业选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其个人合伙人从该基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按照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除股权转让的成本费用外,其他成本费用不得扣除。亏损不得向后结转。
  • 创投企业选择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的,其个人合伙人应从创投企业取得的所得,按照“经营所得”项目、5%-35%的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 创投企业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并符合相应条件的,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被转让项目对应投资额的70%抵扣其可以从创投企业应分得的经营所得后再计算其应纳税额。年度核算亏损的,准予按有关规定向以后年度结转。

三、公司型创投企业新规 – 自然人投资者的穿透处理

自然人投资者以股东身份从公司型创投企业取得分红,应统一按“股息、红利“对应的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如本文所提,个人投资者投资于公司型创投企业和合伙型创投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转让被投资标的企业股权时的税负差异(公司型需额外缴纳25%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最新批复中规定的“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型创投企业按照企业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免征企业所得税“可以将公司型创投企业的税负和合伙型创投企业的税负拉平,甚至某些情况下,公司型的税负还可能低于合伙型。比如,公司型可以以公司为基础,总体核算投资收益,可以抵扣运营期间合理合规的成本费用,亏损可以限期向后结转,利润不向股东分配时不需要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等。而合伙型创投如果选择可以穿透所得性质的”单一基金核算“法时,无法抵扣股权转让成本外的费用,不能结转亏损,且无论当年是否将利润分配给投资者,均需办理汇算清缴。而选择整体核算时,在暂不考虑合伙型投资额抵扣的情况下,公司型创投20%的税率已显著低于合伙型最高名义税率35%,竞争力大大增加。当然,具体实施细则还待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

四、基金税制改革可期?

基金作为一种投资工具,是为基金投资者共同投资底层资产提供的一种渠道,本质上仍由基金份额持有人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中亦规定,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也就是说,基金投资人通过基金投资底层资产所产生的税负,应与其直接投资于底层资产的税负差别不大,这也是目前合伙型基金以其“税收透明性”成为基金首选组织形式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税收透明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基金投资的主流税务处理方法。

笔者认为,针对同一经济行为或金融工具,税收立法应在既有税收法规的框架下尽可能的平衡仅存在组织形式上差异的不同实体间的税收负担,保持税收的中性,而不应因为显著税负差异的存在,用税收因素替基金投资者、管理人“选择“基金形式。本次的最新批复已在创投企业的税制上实现了突破,在自然人投资者层面无论公司制还是合伙制均实现了“透明”。今后能否在基金业推而广之,为今后我国的基金税制改革探路,打破目前合伙制基金在基金投资领域独占鳌头的局面,我们也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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